照”互相换了衣服拍；她们用玻璃丝编织小金鱼，牵，挂在钥匙链和塑料钱包上；她们的味也变得“淑女”了，不再光顾的烟纸店，而是到老字号“采芝村”话梅对于她们也是太昂贵，恰好，市面上好像专门针对她们这些小大人的钱袋，推一名叫“话李”的腌梅，形状，味，包装，都与话梅相仿，价格却便宜一半还多；她们中间还盛传一个消息，在某某旧货商店，一对长过一米的辫可换一辆自行车…她们正在从小孩长成少女，在一个庞杂的市民社会里，多少有些长成了小妇人，纤巧优稚的小妇人。市井中某一成分是合乎女特质的，那就是它的琐细，栽培一街巷尾的妩媚，既不是藏，也不是彰显，可可亲，却不可及——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了。

文化革命开始，学校停课，学生分成两派。和所有大革命一样，一是保皇派，一是造反派。“保”和“反”的所谓“皇权”不过是学校的校长，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长。舒娅本来是参加造反派的，但回家同母亲一说起，母亲即表示反对。舒娅要和母亲辩论，可她哪是对手！母亲是抗战末期从上海去到新四军苏北据地的女学生，读过中学，受过党的教育，读来的书帮助她理解革命，正好到教条主义这一阶段，文艺兵的那浪漫气质，又正够浇她的理想主义。舒娅的格其实多少是承袭她，肤浅，但是情。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样，意志的母亲，女儿往往是没什么主见的，所以，没经过几个回合，舒娅就心悦诚服，退造反派，转人保皇派。不久，形势明朗，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，不用说，舒娅站错了队。回家和母亲吵一场，一赌气，了逍遥派。其时，大串联开始，她与几个同学相邀，去北京见主席。因生怕母亲阻拦，没敢说，从保姆，一个扬州女人那里讨得两块钱，留下一张字条，走了。与她相邀的同学都是逍遥派的，对革命并无兴趣，只是想趁了串联，免费去玩。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北京，见主席不过是一象征的说法。

她们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净和人少的火车上，结果是短途慢车，几乎十分钟停一站，整整一夜，天亮时方才到杭州。杭州的大街小巷壅着串联的学生，尤其是北路上的学生，穿着大多黯淡，这座江南城市不由变得砺了。但西湖总是妖娆，正是三秋桂，十里荷的季节，就好像世外桃源。她们住在动园附近一所-中学里，每天一早发，往各个景去，一玩就是一天。读书时候，要受学校和家里的拘束，哪里能这般自由自在。大串联时节，正就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，只要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，即可去往定堂吃饭。堂的大锅饭，当然谈不上什么味，像她们都是养刁的，不几日便觉得寡淡无味，想着找贴补。再有，著名的小吃也总要品尝品尝，不枉来一次人间天堂杭州。要知，她们是上海的女生，来自享乐主义的世界。那享乐倒也不是山珍海味，宝香车的奢华，只不过是家常便饭，经过提炼，就有着对质的到理解。于是，她们时不时地吃一碗桂藕粉，或者三鲜小馄饨，买一包小桃，甚至，很舍得地在奎元馆吃了一次片儿川——她们立即吃这面好就好在小锅下的，所以。就这样，她们的钱袋消了下去，同时呢，很难免的，四人之间也生些龃龉。不外是些生活小事，比如睡地铺，准占了好位置，谁又挑了好被褥；比如，谁的脏衣服不及时洗，随便地一，却到人家枕底下；再比如谁和外校的学生说话太随便，引起人家侧目…然后再将彼此的不满互相，结果四个人倒分有三派。以舒娅混沌的格本来是和哪一派都可，但就在财政张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其中一名女生来向舒娅借钱，舒娅想也没想就将最后的五角钱了去，过后，另一名女生便来告诉，借钱的女生拿了舒娅的钱，买了一个火面包，独自享用了。趁舒娅的气，那女生建议拆伙，说她的婊孃在宁波，她们可以去那里玩。那两个呢，一个已经想家要回上海，另一个也去向未定。舒娅还没玩够，当然就跟了那同学去到宁波。到此，她们离开上海整整一周。

她们两个在宁波又待了一周。在宁波，她们就住在那同学的孃孃家，一条巷里的一幢二层木板房。婊婊家有两个男孩，都比她们年幼，对她们很尊崇的态度，尤其要对舒娅多看几。后来发现，她们来去的，多有邻里的大人小孩看舒娅，牵连得婊婊也要看舒娅了。和隔邻舍相熟以后，才知，大家都在传，说舒娅是演电影的。演的那电影就是在桐乡的新市镇拍的，里面有个巧手妈妈，巧手妈妈的女儿，就是舒娅扮的。舒娅否认，隔女孩半信半疑的，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，隔天到她表家找来一本这个名叫《蚕姑娘》的电影连环画，翻巧手妈妈女儿的那几页，舒娅一看果然很像自己。那表也一起跟过来，看不见真正电影上的人，看见和电影上很像的人，也很满意似的。连婊孃都有这心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