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原籍在昆山，家境中下，从小死了娘，父亲总归是疏的，不禁在闺中养大了几岁，二十二岁方才有归宿，嫁给苏州一家富续弦，生下海鸥的母亲。海鸥母亲七岁那年，男人生急症去世，遗下孤儿寡母。前房的儿女与继母年龄相仿，最大的还长了三岁，暗中就与她不睦，此时便明上来排斥她。没有生下儿，话自然也讲不响，分家产时吃了大亏。最终，领了自己那被刻薄了的一份，带着女儿来到上海，租下一公寓中的两间房间，买些票和债券，安居下来。外婆从小生活在昆山，是个小地方，但陆通便利，离上海又近，并不闭。外婆呢，家里有些当男孩养的，不是说开明，而是少规矩，就更没约束，所以耳目通透，心中自有主见。她认定像她们这样的孤家寡人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上海。码大，活路多，人就可以靠自己。外婆还是个会享受的人，多少是闺中待字久了，有些老姑娘独幅的脾气，很会照顾自己。这，上海也适合她。到了上海，她们母女几乎摇一变，变成登的女人和小孩。外婆了发，足登跟鞋，跟着时下的行，无袖旗袍外面罩一领齐腰的短斗篷。小姑娘是洋装打扮，发用火钳卷了，束起来，上系一个蝴蝶结，穿连衣裙，裙摆蓬到膝上，拎着布书包，到隔堂的小学校读书。这一大～小，说实在是有些俗丽，其实是乡气未脱，憋着一心劲，要挣这“东方黎”大都会的里去。时髦到底是需要陶冶的，还要抢时间，越早受到教育越好。到那女儿上中学时，已经气定神闲。她平日只穿女中里的丹士林兰的校服，一件藏青开司米对襟衣，要说是老气的，可怎么抵挡得住扑面的青和丽！她真是长成了一朵，一朵盛丽的，素朴的装束则使之清秀。肤是白亮白亮的，眸黑亮，脸颊的线条特别好。她的母亲声也略沉着了些，当然不如她更领这城市的神，就还是张扬的，看上去倒要比女儿穿鲜亮。上总是有和珠，还有晶片，指甲上涂了蔻丹，夹着长长的香烟，和女朋友搓麻将。上海人叫作“豁辣”

索了上海。路上婴儿已染了肺炎，烧不退，当晚送去医院。肺炎好了，又生结，也是在肺，就此下病。而母亲一个月之后，就随剧社乘“台甬号”货去台湾。这次赴台演，实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委员会组织联系，所以就很隆重，特邀了上海地方上的明星加盟，母亲的名次自然就往后排了。就好像自此开始的，她的角下到二路，甚至三路，比如《日》里的翠喜，《桃扇》里的郑妥娘，似乎趋向式微。其实呢，她只二十五六岁，无论演艺，还是人生，都尚有一番宏图可展。等下一年天，剧社回到上海，海鸥已不大认母亲了。似乎是自生以来，吃够了苦，于是，作为补偿，他迅速地适应了上海外婆家的安稳生活。三岁的他，穿了开司米的线衣，西装短的吊带挂在肩上，底下是白长统袜和鞋，发从额前分三七开，梳平了，光洁的额，两只手在袋里，斜着看他的母亲，母亲也认不他了。

女儿长到十七岁时，和一伙同学去考剧团，在抗日话剧《芦沟桥》里跑龙。下一年正式编救亡演剧队，去了武汉。三年后，又编人新中国剧社，来到广西桂林。能让独生女离家远行，也是她“豁辣”的表现，不缠绵。此时，孤岛上海虽是一片歌舞升平，但她却并不相信能够长久。她是拿国事当家事看，晓得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理。并且女儿已经沾上了“抗日”两个字，就脱不了系。这就要运用麻将桌上的原则：听牌时千万不要换牌，也叫从一而终。但是，切莫以为这女人就如此功利，民族心她是有的。父亲从昆山来看她们母女，在外白渡桥吃了日本宪兵的耳光，从此，她就不用东洋货了。女儿这一走，好比是了江湖，日后肯定聚少离多，所以，她也死了心，竟不太牵挂。然后，万万没有料到，八年后，女儿忽然来到跟前，虽说是惊鸿一瞥，又倏忽离去，可却留下一个外孙，这就让她喜望外了。

海鸥又弱又病，外婆将他当个瓷娃娃般养起来了。大分时间他都是围在和的羊毯里，羊毯团在藤圈椅里，藤圈椅就是现在这一把，放在落地窗前的太地里。他不大长个，外婆也兴他不长个儿似的，最好他永远是个瓷娃娃，可以永远陪伴她。这其实是一段相当艰苦的日，内战打起来了，百业萧条，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