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就很不利，情绪有些低落，要是个个都这样难，咱们趁早打回府算了。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，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，胡了一个。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，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，与多人发生两关系，判为卖。我们是从绣工场将她带来的，她较为大，剪了短发，脸庞宽宽的，眉宽鼻，看上去健康质。走在路上，我们问她怎么样？她说活儿实在太重，脚都了，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给我们看。我们说：是有，她才又直起腰，作通达的样说：吃官司嘛！我们走大队，坐定下来，我们刚问：你是怎么来的，她便涕泗滂沱，被泪噎得大大气，一边说：没想到会吃官司，怎么会得吃了官司！她哭着话也说不来，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，可她的泪就像不尽似的，而且越来越汹涌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，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。她艰难地吞咽着泪，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，大概情况是这样：她已结婚，有一十岁的女儿，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，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，比较富裕，对她很好，问她如何地对她好，她哭：帮我打开什么的，反正很好。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，因此，她丈夫对这事也就开闭，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，他也抬贵手。我们不禁要说：这怎么可能呢？她便气愤地抬了声音说：他上穿的短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，他能说什么呢？我们便哑然。她再又接着哭，她丈夫心很黑，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，后来就闹翻了，将这事抖落了来，那男的妻也来一起闹，最后将她送了派所。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，她却还说了其他许多事情，一一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。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，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，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，向女的提这要求，她在总机工作，认识的男的又很多。都是认识的，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？她反问我们。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，她啼哭：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，好几次对我说：你再想一想，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现在改还来得及，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！可是我不懂他的话。到了晚上，他又说：现在还来得及，明天就来不及啦，我一也不懂啊！我们便默然。哭了一阵，她稍稍安静下来，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离婚，她，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，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，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，却没有回信，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。哭了一阵，她舒一长气，似有些欣地说：离了婚，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。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？她就说，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！这时候，她彻底平静了下来，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去了，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，脚都了，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，成天哄哄的。这时天已近中午，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活，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？她嘴里说没关系，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。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。卖和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，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。后来，我们渐渐发现，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，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。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。

然后，她来了。如她们所说，她文静而清秀，中等材，偏瘦，发齐颈项，一条淡黄的短裙，外罩一件豆沙的茄克衫，脚下穿了白袜，一双搭绊黑布鞋。她的睛很大，神情很安祥，还有一些茫然。队长告诉她，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，要与她谈话，她要有问必答，老老实实的。她说：好呀，好呀，声音有些飘浮，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。然后，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接待室。二中队的院门锁着，有一个大，脸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，并向我们微笑，她的睛很黑。我们走向大队的路上，有些发窘似的，开始没说话，互相看着，她轻盈地走在我边，态度很闲适。过了一会，我问她：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她歌唱似的说：不知啊！我又问：你什么时候去呢？她说：不知啊！我碰了钉，心里有些恼火，又执着地问：你为什么来的？她微笑了一下：不知啊！我捺不住了，就带了一攻击地说：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来吧！她还是微笑着，说：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来的！我还想请教你们，究竟什么是劳教？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：我要读法律的书，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？什么是劳改，什么是劳教，难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？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吃的，全是砂，你看我上发这么多东西，全是吃这里饭吃来的。她卷起袖给我看，我说那是蚊咬的，她不屑地一笑。这时，我们已通过门卫，到了大队。她坐在我们对面，坐相还端正，她的睛在我们脸上扫视。应当问什么呢？心里不由有惶惑，停了停，就问她家里有几人，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。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，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？那么不上班又什么呢？她说：不上班当然很开心，咖啡馆坐坐，逛逛路，这时，她忽然抖起，说话的气也变得重而生。她不再有笑容，目光里有一张，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，能否请我们她的老师，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。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：你的老师很累啊！她就笑，声音银铃似的。我们不知还能问什么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。跑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的女孩，她的睛里有一辣辣的表情，我很注意地看她，她也看我。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，我们说她也许神是有问题。中队长们说，可是有时她脑特别清楚啊，能活活地将人气死，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，和她说什么，她都不好好回答，只一味神秘地笑，哥哥就要揍她，母亲则哭个不停。她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氓，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，一九六三年生，判一年半劳教，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。

下午一，召开全劳教的每月一次评会，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，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，评会有这么一些内容：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，表扬分两，和书面的，三次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，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，比如减少服教期，回沪探亲。表扬之后是批评，有一个外号叫“黑鱼”的劳教上台作检查。此人名气很大，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。她曾以氓罪服过刑，服刑期间，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恋，狱就多了一手。这回来，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，晚上必须上锁。她周期的会现疯狂的状态，伤人或者自伤，喊叫她的“B角”在这里，凡在同恋中女地位的是B角，男角则为A角。有时候，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，才可使她安静。而在她正常的时候，却是诡计多端，老猾。不久前，开大会时，她坐相不好，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，说：坐好！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，大叫：队长踢我！队长也无话可说，还须向她歉，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。当然她也须作检查，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。虽是小事一件，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。她已

？喊她活，她很温和地说：我不会啊！于是就教她，比如钉扣，她把扣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的地方，别人还要下功夫拆。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，队长受不了她，只得由了她去，她便不去劳动，每天坐在床沿，很惬意的。她声称她会英语，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，得人不知所措。这天，队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组，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，住单人房间，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。同时，她们又很怀疑她神是否有病，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神病鉴定。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检查，因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，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，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。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，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，我觉到了期望，她们说：你们作家和她谈谈，会不会有结果呢？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，虽是教与被教，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，相比较而言，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和成熟，这一场斗智般的教和被教，已使这些女孩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，甚至生了一挫败。我很想试一试，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，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，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。也许，我想，我能够穿并制服她呢？